5.大东亚共荣-日治时期（1935 A.D. ~ 1945 A.D.）：

像北洋时期一样，因为当初直系是属于亲英美的，又与亲日的奉系与皖系连年交战，因而相比之下，显然许多燕人看不惯相较于西方，更为落后的东洋人。因此当一战结束西方势力退出东亚以后，直系也衰落下来，心灰意冷的老一辈燕地爱国者便对日俄与南支那国民党势力的争权不再感兴趣，大多都没有主动联合日本人对抗国民党，如曹锟等。因1927年以后蒋介石的清党反共活动，美国才开始转而比较支持国民党，后来一些燕人为了对付赤匪和日本人，也只好去投靠国民党了。此后在日本帝国的主导之下，展开了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帮助幽燕与晋、察、绥、齐脱离中华民国的统治，与满洲国一同受日本保护，建立大东亚共荣。满清朝廷在八国联军的冲击之下，其帝国式统治迅速崩溃，本来在国际共产主义势力没有介入的情况下，远东诸夏各地都可以在军阀混战中逐渐形成各自独立的民族国家，但共产主义恐怖分子在西欧的赤化失败后，其野心早已盯上远东，于是分别扶持了国民党作为其白手套，共产党作为其黑手套，协助其宣传共同的中国大一统主义。虽然许多国民党人并非与苏维埃有直接联系，仅是愚蠢的伪民族主义妄想症者，但其推行的中国帝国主义、伪中华民族论，即以原来满清帝国的版图建立现代的民族国家，却成为诸夏各民族的沉重包袱，不仅其追求的三民主义繁荣富强民主的中华民国永远无法在大陆建立稳固统治，更是为诸夏的赤化铺平道路。因此从这个层面来说，远东邻国日本推行的大东亚共荣论则要比国民党的中国大一统主义更合理，更利于诸夏各民族各自利益，在其统治下不会妨碍各自的民族建立各自政权。但日本殖民主义显然也不如其竞争的最优等的由基督徒所主导的欧美殖民主义，只可惜在步入20世纪以后基督徒的殖民主义就已逐步瓦解，诸夏没有拥有美洲的命运。即便如此，作为优等生的日本民族显然有资格作为远东各族的首领，担任带领诸夏各族文明化的任务，且是对抗苏维埃赤化远东的最强力量。因此诸夏各族尚未真正建立各自的民族国家之前，投靠日本，避免为赤化铺路也就成为首要选择了。那些被中国伪民族主义者视为汉奸卖国贼者，也显然名不副实，因其自身并没有一个真正的民族共同体归属，因此维护其个人或家庭、家族的现实利益则成为明智的选择。如果日本的统治对其自身小共同体有利，而对所谓的虚假的中华民族有害，并且国民党的党国也不是真国，汉族又不是真民族，那么投靠日本人就算不上叛国或汉奸，反而因其抵抗为诸夏赤化铺路的国民党政府，以及在剿匪上所做的贡献，更有资格成为如今诸夏各族的民族英雄。这些人物包括：白坚武、刘珍年、韩复榘、齐燮元、朱深、祝书元、祝惺元、高凌霨、吴赞周、杜锡钧、温世珍、李鹏图、潘毓桂、赵欣伯、张燕卿、张仁蠡、李垣、陈曾栻、于品卿、李焕瀛、崔景岚、王之佑、周学昌、刘郁芬、孙良诚、程希贤、荣臻、荣子恒、马良、王永泉、张壁、刘静山、邢仁甫等。

●热河入满：满洲国建立的第二年，1933年1月，日本关东军决议攻占热河，3月3日，张学良部下汤玉麟弃城而逃，日军占领热河，热河省并入满洲国。随后日军进攻长城各关口，进入幽燕腹地。1933年5月31日中日双方签定《塘沽协定》停战，冀东地区成为非军事区。●加入华北五省自治运动：1933年10月中旬，日本政府斋藤内阁召开会议，通过了《帝国外交政策》，其中明确提出：“支持中国大陆上之分治运动，逐驱国民党政府势力于华北之外。”1934年12月，日本冈田内阁又制定了《对中国新政策》，决定在加紧对中国进行经济扩张的同时，削弱国民党在华北的势力，使其日益缩小，从而在华北形成不同于南京政权的形势。冈田政府还明确表示，要在华北建立新的亲日政权，实现华北分治。这一对华新政策提出后，日本关东军和天津驻屯军先后召开会议，商讨实施华北分治的具体办法。到1935年4月，关东军司令南次郎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最后确定了具体方案。这一方案就是在内蒙古地区建立蒙古自治政权的同时，在华北地区制造自治政权，使华北五省脱离南京政府，建立一个在日本领导下同满洲国有密切联系的特殊地域。1935年10月，日本提出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