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小结

本章将中原北方地区蒙元墓葬的壁面装饰和随葬实物依据表现类型的不同分作三类：对坐图像、屏风围榻、棺床和葬具共同指代着墓主人之“位”，车马、仪俑和供奉器用组成“明器”之属，而壁面雕绘的家具图像和木陶家具模型则为“下帐”之制。这些墓室装饰和随葬组合在相互补证中共同了复原了一种功能空间：以墓主人为中心，左右茶酒供奉，对面伎乐表演，旁设盥洗备荐之具，车马仪仗前导待行。参考礼书记载，可知这套空间布局是祭祀供奉场景的典型模式；换言之，墓室不仅作为收柩之所，也在极力营造祭奉氛围。而通过营坟治葬供祀宗祖、昭示孝行的行为，实际上反映出祖先与子孙、死者与生者以墓葬为媒介的“互酬性”沟通：孝子贤孙预营寿坟来祈愿墓主富贵寿考，又借由为孝妣营造永久供奉的乐安之堂，冀求祖先对家族在世子孙“福寿延长”的庇佑。综合考察蒙元墓葬中的壁面图像和随葬器用，无论是猫雀题材的表现、福寿堂款的书写，还是东仓西库题材的反复出现，均反映出“神灵安、子孙盛”的墓葬文化传统。

[1]郑岩：《魏晋南北朝壁画墓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246～254页；郑岩：《压在画框上的笔尖——试论墓葬壁画与传统绘画史的关联》，《新美术》2009年第1期。

[2]李清泉：《宣化辽墓：墓葬艺术与辽代社会》，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71页。

[3]刘未：《辽代墓葬研究》，第104、105页。

[4]巫鸿：《无形之神——中国古代视觉文化中的“位”与对老子的非偶像表现》，《礼仪中的美术》，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509～524页。

[5]刘耀辉：《晋南地区宋金墓葬研究》，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2年，第29～30页。

[6]武汉市博物馆：《黄陂县周家田元墓》，《文物》1989年第5期。

[7]大同市文物陈列馆等：《山西省大同市元代冯道真、王青墓清理简报》，《文物》1962年第10期。

[8]刘耀辉：《晋南地区宋金墓葬研究》，第33页。

[9]香积厨的概念是在“香积饭”的基础上衍生而来的。《维摩诘经·香积品》上说：“是化菩萨以满钵香饭与维摩诘，饭香普熏毗耶离城及三千大千世界。”后称僧厨为香积厨，僧饭为香积饭，取香积世界香饭之意。［元］王实甫《西厢记》第一本第一折：“小僧取钥匙，开了佛殿、钟楼、塔院、罗汉堂、香积厨，盘桓一会，师父敢待回来。”《二刻拍案惊奇》卷三六：“遂分付香积厨中办斋。”关于“香积厨”的概念应用于寺庙、俗间不妨移用的说法承扬之水女史见告。

[10]河南新密平陌宋墓在墓顶绘出“泗洲大圣度翁婆”题材的壁画。详见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河南新密市平陌宋代壁画墓》，《文物》1998年第12期。僧伽崇拜的研究文章，参见徐苹芳：《僧伽造像的发现和僧伽崇拜》，《文物》1996年第5期。

[11]甘肃清水白沙乡箭峡金墓的后壁正中砖雕表现出地藏坐像。见南宝生：《绚丽的地下艺术宝库：清水宋（金）砖雕彩绘墓》，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7～68页。

[12]李敏行在其博士论文中曾对引路菩萨的图像略作探讨（李敏行：《元代墓葬装饰研究》，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123页），李清泉也引用了吉美博物馆所藏绢本图像来说明墓室空间营造的问题（李清泉：《宣化辽墓：墓葬艺术与辽代社会》，第248～249页）。

[13]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河南登封黑山沟宋代壁画墓》，《文物》2001年10期；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宋金壁画墓》，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98～116页。

[14]赵宏、高明：《济源市东石露头村宋代壁画墓》，《中原文物》2008年第2期。

[15]此幅引路菩萨绢本画来自敦煌藏经洞，编号为Stein painting 47，现藏伦敦大英博物馆。本文所引图片材料取自敦煌研究院：《敦煌——纪念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北京：朝华出版社，2000年，图122、123。

[16]此帧引路菩萨绢本画为法国吉美博物馆第1765号藏品，本文中所用图片转引自敦煌研究院：《敦煌——纪念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第134页。

[17]沙武田：《敦煌引路菩萨像画稿——兼谈“雕空”类画稿与“线刻法”》，《敦煌研究》2006年第1期。

[18]关于屏风围榻图像在墓室空间营造中的功用问题，郑岩提出“这种叠床架屋的做法，似乎着意强调这些葬具的意义和墓主灵魂的存在”（郑岩：《魏晋南北朝壁画墓研究》，第253页）。巫鸿认为屏风的应用代表了一种前后空间的分割，屏风后的区域相对而言是一个隐匿的空间（Wu Hung，The Double Screen；Medium and Representation in Chinese Painting，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6，p.10）。李清泉则进一步将墓室壁画中的屏风阐释为“前堂后寝”的分界（李清泉：《宣化辽墓：墓葬艺术与辽代社会》，第246～248页）。

[19]［宋］陈祥道：《礼书》卷四十五“屏摄”条，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册130，第274页。

[20]［宋］司马光：《书仪》卷七“明器”条，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册142，第504页。

[21]［宋］高承：《事物纪原》卷九，《吉凶典制部四十七》“明器”条：“《周官·冢人》，及葬，言鸾车像人。是像人之起，始于周也。今直以俑号明器云”。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册920，第248页。

[22]关于宋代“明器”的概念及其在考古发现中的表现，参见秦大树：《宋代丧葬习俗的变革及其体现的社会意义》，《唐研究》第十一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2005年，第313～336页。

[23]此处所说的陶、木“器物”，特指茶具、酒具组合，碗盘之属，以及由香炉、长颈瓶和蜡台组成的五供；至于影屏、桌椅、巾架、盆架等家具模型则不在此列，属于下一个问题所论及的“下帐”。

[24]［宋］沈括：《梦溪笔谈》，卷十九，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22页。沈括所记遗迹，为山东金乡县金城西小李庄东北墓地祠堂画像石，现藏山东石刻艺术博物馆；郦道元《水经注·济水》和阮元《山左金石志》中亦有记载，学界对其年代存有争议，今人多认为属东汉末。

[25]如著名的河南禹县白沙水库一号墓，在甬道的西部绘画三人一马的出行场景（宿白：《白沙宋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34页）；山东济南埠东村元代石雕壁画墓门洞西壁绘男侍牵马出行场景（刘善浠、王惠明：《济南市历城区宋元壁画墓》，《文物》2005年第11期）；山西北峪口元代壁画墓南壁墓门两侧分别绘有墓主骑马出行图（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山西文水北峪口的一座古墓》，《考古》1961年第3期）。山西交城县元墓的甬道东西二壁均为石刻鞍马人物出行图，主人乘马策缰，伴行随侍或执幡前引，或负物后从（商彤流、解光启：《山西交城县的一座元代石室墓》，《文物世界》1996年第4期）。

[26]河南地区的焦作中站区元代靳德茂墓（焦作市文物工作队、焦作市博物馆：《焦作中站区元代靳德茂墓道出土陶俑》，《中原文物》2008年第1期）和洛阳道北元墓（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道北元墓发掘简报》，《文物》1999年第2期）的墓道填土中均出土有控马武士和马俑；同类随葬仪俑在陕西地区的宝鸡元墓和西安南郊元墓中则位于墓室内（刘宝爱、张德文：《陕西宝鸡元墓》，《文物》1992年第2期；王九刚、李军辉：《西安南郊山门口元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92年第5期）。

[27]这套仪仗器用自宋辽时期就十分流行，《东京梦华录》中记载了“对御仪仗”所持诸器：“殿前班……跨弓剑，乘马……缨绋前导。……御龙直……，执御从物，如金交椅、唾盂、水罐、果垒、掌扇、缨绋之类。”（［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外四种）》，卷六，“十四日车驾幸五岳观”条，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5页）同时这套仪仗用器在辽代汉人宣化墓群和契丹大型墓中也是常见的壁画装饰图像。

[28]杨哲峰从蒲城元墓壁画入手，结合墓葬和窖藏出土实物，认为蒙元墓葬中常见的“匜”不同于先秦两汉时的盥洗水器，应作酒器之用（杨哲峰：《从蒲城元墓壁画看元代匜的用途》，《中原文物》1999年第4期）；扬之水进一步考证出所谓的匜形器即元代常见的酒器“马盂”，其与玉壶春瓶所代表的“瓶壶”一并是元代流行的酒具组合（扬之水：《元代金银酒器中的马盂和马勺》，《中国历史文物》2008年第3期）。

[29]关于随葬茶酒具和壁面装饰所共同体现的葬祭仪节，将于下节详述。

[30]聊城地区博物馆：《山东高唐金代虞寅墓发掘简报》，《文物》1982年第1期。

[31]［宋］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九，“趋灵祟”条，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93页。

[32]［宋］司马光：《书仪》，卷七，“下帐”条，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册142，第504页。

[33]《新唐书·李勣传》提到下帐中列布有小型人偶，“明器惟作五六寓马，下帐施幔，为皂顶白纱裙，中列十偶人，它不得以从。”（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九三，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821页），而《全唐诗》中可见下帐中还安置有衣器模型（“衣器陈下帐，醪饵奠堂皇。明灵庶鉴知，髣髴斯来飨。”张籍：《祭退之》，载《全唐诗》，卷三八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4302页）。《唐会要》中对各个阶层所用下帐的规模做了严格限制：“（唐宪宗元和）六年十二月条流文武官及庶人丧葬，三品已上，明器九十事，四神十二时，在内园宅，方五尺，下帐高方三尺。……五品已上，明器六十事，四神十二时，在内园宅，方四尺，下帐高方二尺，……九品已上明器四十事，四神十二时，在内园宅，方三尺，下帐高方一尺，……”（［宋］王溥：《唐会要》，卷三八，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695页）；《通典》中则进一步规定了不同等级下帐制作所用材质的区别：“其下帐五品以上用素缯，六品以下用练，妇人用彩，至邦门三品以上赠以束帛，一品加乘马，既引，又遣使赠于郭门外，皆以束帛一品加璧。余具开元礼。”（［唐］杜佑：《通典》，卷八六，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2339页）

[34]由宋至清，相关礼制书仪中多将“下帐”释作小型家具模型，如前述《书仪》，亦见于［明］徐一夔：《明集礼》，卷三十七上，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册650，第144页；乾隆官修《续通典》，卷三十四，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605页。

[35]据扬之水考证，这类栏杆桌子应为“礼物案”（详见扬之水：《古器丛考三则》，《东方美术》1997年第3期）。考《元史·舆服志》，有“表案、制如香案，上加矮栏，金涂铁蘜四，竿二副之……”，“礼物案，制如表案”（［明］宋濂等：《元史·舆服志》，《仪仗二》，卷七十九，北京：中华书局，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