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室固然是安葬死者的封闭空间，但营造墓室却完全是生者主导的行为；在中国传统社会文化中，营坟致祭活动往往是子孙昭示孝行的一种手段。正如齐东方所说：“丧葬与其说是对死者的哀伤与悼念，不如说主要是生人导演的活动。”[83]墓穴风水的选择、墓室内供养氛围的营造、祭奠活动的尽心与否都是衡量子孙孝行的重要标准。换句话说，从“孝子”营坟的出发点来讲，墓室内空间场景的营造必然反映出子孙与祖先间的某种“互动关系”：孝子于葬祭二事尤当尽心，葬制以礼，以尽慎终之道，祭之以礼，以尽追远之诚[84]；而逝去的祖先则在欣然享有上述崇奉和供祭后，继而从仕途、福禄、年寿和子嗣等方面降赐福祉给子孙——此即言，在子孙与祖先之间存在着“互酬性”的关系。从蒙元墓葬的墓室营建和装饰题材选择上，我们不难发现这种“神灵安而子孙盛”的生死互动。从前四章的分区研究可见，中原北方地区元代墓葬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墓门“堂款”的普遍使用，此类堂款在山西、北京以及河南地区的元墓中均有发现。如北京斋堂元墓前壁的“安堂、乐堂”、密云太子务元墓墓门上的“乐安之堂”、交城元墓中的“寿堂、恒斋”、屯留康庄工业园M1墓门上的“永安”、尉氏元墓墓门上方的“时思堂”等。[85]我们不禁要问：墓室这一收柩之所中为何会出现“福寿延长”“富贵长命”类的吉语？“寿堂”“庆堂”的祈愿对象究竟是亡者还是生者？在这些砖画图像和书刻题记背后，是否承载着一种连契生死、沟通阴阳的丧祭文化？墓室中频繁出现的题记与图像，仅仅是墓壁装饰的程式化表现，还是另存特殊而固定的象征意义？事实上，墓壁装饰是古人墓室营建的重要构成元素，几乎一切题材都是围绕墓葬的空间功能来选择组织，墓门堂款也在一定程度上承载着当时的丧祭仪俗和治葬观念。在这种观念下，墓室既是孝子贤孙预营“寿堂”为长辈增福添寿的“孝行”体现，也包含着通过安葬祖先来为自身祈佑福祉的诉求。（一）猫雀题材与墓室“堂款”邢台钢铁厂元墓后壁左下角绘一只俯卧的黑猫，嘴边可辨一副翅羽，应为叼衔的雀鸟；相似的图像也见于山东章丘女郎山元明壁画墓、山东济南邢村砖雕壁画墓。实际上，“家猫衔雀”或“柜上家猫”的图像并非首见于蒙元墓葬，而是北方宋金以来墓葬装饰的常见图像。宋金墓葬中的“猫雀”装饰，或伏于案几下，或蹲诸桌台上，口衔小雀，双目圆睁，惕然有警色（图5.36、5.37）。这种多少有些“肃杀”之气的图像绘饰在追求乐安的墓室氛围中是否有其特殊的寓意呢？我们不妨从宋金墓葬其他装饰题材中求取旁证。

图5.36　登封黑山沟宋墓猫雀壁图（采自《郑州宋金壁画墓》，第99页，图一二二）

图5.37　侯马金墓猫雀砖雕（采自《文物季刊》1997年第4期，第20页，图一一）

山西宋金砖雕墓中，多见莲童、猴马图像。莲童者，又名摩侯罗，即莲花化生童子，图像取音“连生贵子”；猴马者，一猴立于马上，取音“马上封侯”。这两类图像的音义关联均可从民俗材料和口述历史（oral history）中得到支持。由此可见“因声取义”的现象在宋代以来的墓室装饰图像中已有较为普遍的应用。民俗图样中常以“猫蝶”喻“耄耋”，与之相似，家猫衔雀的图像或音取“耄耆”，二者均有“长命寿考”的寓意。同时，宋元墓葬中也常将“猫”与“牡丹”或“立柜”图像组合在一起，如山西侯马金墓北壁正中的砖雕几案上陈牡丹盆花，下卧衔雀家猫[86]，山东宋金墓立柜家具与家猫的组合则是墓室西壁的常见图像。牡丹自唐宋以降均被视为“富贵花”，有“花开富贵”之称；猫雀如前考，取音耄耆，为寿考之义；立柜家具通“贵”音，和牡丹图像具有相同的指代意义。这些图像组合，表现的正是宋元吉语中的“长命富贵”[87]；同时富福等韵，“长命富贵”亦谓“福寿延长”[88]。另一方面，宋元墓葬中也发现了直书“福”“寿”的刻铭与墨书题记。山西交城裴家山元墓南北二